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朝代 名人佳作数不胜数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朝代。他的面积几乎是中国历朝历代最小的，最大的时候也不足400万平方公里，当时他并不是东亚最大的国家，当时最大国家是他的对手、敌人、甚至一度是朋友的辽国，再往后是导致辽和北宋灭亡了的金，再其次就是把整个宋朝和金都灭亡了的蒙古。宋朝几乎从一诞生就生存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北方有辽虎视眈眈，西面有西夏在那里经常捣乱，南面有交趾(越南)时不时弄出个动静，进入宋朝的边境打砸抢。“脏唐乱宋”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标签紧紧地贴在了宋朝的身上。但宋朝又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几乎最繁华、最富庶的朝代，都城开封鼎盛之时人口达百万之众，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宋朝兴盛发达的最生动的写照。

宋朝的民众生活在一个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相对文明、负担相对轻松的环境中，才创造了宋朝当时冠绝世界、令周边国家垂涎欲滴的繁华。这既是一个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与唐诗并峙的另一个文学高峰——宋词的朝代，也是一个创造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三大发明的年代，更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科技最出色、最优秀的年代，中国历史上后期所有的伟大的科技成就几乎都有宋朝的影子，都指向有宋一朝。但这确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唏嘘不已的一个朝代，坐拥当时最强大的文明、最令人艳羡的财富、最有名的文臣武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许许多多的耻辱，两次被蛮夷之人所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非常奇葩的朝代。

不得不承认， 赵匡胤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不管是跟随柴荣时候的鞍前马后、屡立战功，成为柴荣最信任的手下，还是柴荣死后被黄袍加身拥立为皇帝，成为宋朝的始祖，他始终都是一个清醒的人。也正是他这种超越了朝代的清醒，害怕后世再出现像他这样手握重兵而黄袍加身的颠覆者，一开始赵匡胤就为宋朝确定了扬文抑武、三权分立的基本国策和互相牵制、互相制约、防止一人独大、一人专权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宋朝，至少直到北宋末期，皇帝都是不能为所欲为的。皇权、政权、军权、财权相互制衡。赵匡胤当时相中了一个盛东西的好看的篮子，想买一个，弄了一个多月都没被批下来，被宰相赵普所批死，由此可见一斑。在北宋，大臣指责皇帝、甚至顶撞皇帝都是常有的事，但几乎没有人因此而有被杀的风险，因为杀士在北宋几乎就是一个被禁止的事件，而宋朝的皇帝一直到宋徽宗时期都没出现一个嗜杀成性的人，大多数都温良谦恭，所以宋朝才有了“文人天堂”的美誉。但是在北宋，几乎没有一个武将有非常好的命运，没有一个杰出的武将不郁闷。

从开国时候的曹彬、潘美，到后来的狄青、王韶，再到后来的种衡、王厚，直至到张俊、韩世忠，军功越大几乎结局越悲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哀。军人有功而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军人的血性时时被抑制，军人的智谋经常被压制，军人一有大功便会迅速遭到贬斥。自毁长城这样事件的频发也就埋下了宋朝两次败亡的种子。所以，宋朝一开始就被深深地刻上了赵匡胤的烙印。如果有宋一代的皇帝都有他们老祖宗的英明神武也许这是一套非常完美的制度。但是，任何制度的执行力在长期的执行中都会被打折扣，都会变形、走样而改变其初衷，这是赵匡胤无法想到的，更是他无法左右的。

宋朝特别是北宋是一个星光闪烁的朝代。其有名的历史人物在历朝历代中其综合排位肯定都能位居前三。赵普、寇准、吕端、韩琦、范仲淹、王安石、包拯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晏殊、苏洵、苏辙、朱熹、周敦颐、程颐、李清照、辛弃疾等等都是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寥若晨星的人物，即使蔡京、童贯、秦桧这样的奸佞在历史上也登峰造极。但是掀开历史的幕帷，我才发觉我们以前所认识到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把小说当成了历史，把传说当成了历史，也把演义当成了历史。

但历史的本真是什么?历史的本真是潘杨两家的潘美根本不是奸臣，作为宋朝开国二号军人、赵匡胤心腹的潘美，不论资历、军功还是能力都比本是北汉降将的杨继业要强得多，陷害杨继业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件，而事件的始作俑者却被演义淹没在了真正的历史中;作为中国历史上名臣和刚直不阿忠臣代表的包拯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传奇，白面长须、风姿卓越的他则因为在做开封府尹时做了几件为老百姓的好事而被人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奇，究其原因就在于那个时代绝少有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人，有上那么一两件就几乎能让老百姓感恩戴德一辈子、念叨一辈子，乃至于越穿越神

对于范仲淹我原来就几乎只知道他的《岳阳楼记》，但是他却真真正正是有宋300年历史上一个最完美的人，他的完美不但在于他的奋斗史，也不但在于他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也不但在于他在西北边境上缔造的军事传奇以及卓越的执政能力，更在于他的操守、他的心胸、他的气度。北宋时期，最让人感叹的两个人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宋神宗。前者，为了国家的富强、兴盛推广新法，可以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面对着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和士大夫阶层等既得利益者的疯狂阻挠，呕心沥血，虽有不尽完美之处，却依然彰显着对国家深深的忧虑和发愤图强的坚强意志，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变法者。后者本应该成为一代明君、一个像汉武一样有着雄才大略、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伟大皇帝，可惜夭折于性格中的一些懦弱和果敢的成分，让他功亏一篑。而他离那一切只不过一步之遥，却已经天涯两隔。最让我惊讶的则是司马光。

不可否认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其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让他赢得了“千古两司马”的美誉，他的学识应该是旷绝古今的。但是让我根本就没想到的是，作为一个宰相级别的高官，为了本阶层的利益，却置国家的积弊和富强于不顾，置绝大多数基层民众的利益而不顾，阻挠变法无所不用其极，打击变法者无所不用其极，重新当政以后废除新法的速度让人瞠目结舌，割让军人浴血奋战得来的河湟之地和增加岁银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而他最大的贡献则是让北宋后期的党争进入白热化，挖掘出了蔡京这样的妖孽，从而埋下了宋朝灭亡的定时炸弹。而这，对于号称当时宋朝最伟大历史学家的人来说本应该是可以避免的，而没有避免的原因，就在于私欲。当私欲超出了学识的时候，再伟大的作品都掩盖不了人格的缺陷和历史的狭隘。

北宋灭亡了。从宋徽宗时期哪怕有一个关键时候的正确选择都不可能导致北宋灭亡。但是北宋却灭亡得那样让人无语、那么让人悲痛欲绝、那么让人想骂祖宗、骂娘。北宋的灭亡不光拜蔡京、童贯、梁思成等“六大国贼”所赐，更拜宋徽宗的昏庸、风雅所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花石纲不但耗尽了宋朝的财富，也透支了宋朝的民意，同时养大养肥了一大批国家的蛀虫。而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宋钦宗本应该革除时弊、励精图治、选贤任能，却一样的胆小懦弱、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自毁长城，昏招迭出，北宋岂有不败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