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皇陵：北京第一个皇陵群 埋葬17位皇帝

说起北京的皇陵，大部分人会不假思索地想到明十三陵。其实，北京西南房山区的大房山脚下，还有一处比明十三陵早260余年的皇陵群。那里埋葬着17位皇帝，它就是北京第一个皇陵群——金代皇陵。

这是一处历经800多年历史沧桑的皇陵。与很多被盗墓贼破坏的陵墓不同，金陵的每一次重大命运节点，都与朝代兴衰更替紧紧相连。它的营建，是北京首次成为一国之都的历史见证;它的衰落，源于明朝屡战不胜的恐慌;它的修葺与重整，则是取代明朝入主北京的清王朝所为。

随着清王朝衰亡，金陵屡遭“破坏”，面目全非，逐渐湮没在深山老林与史料云烟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金陵的神秘面纱才得以揭开一角。2002年，金代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的睿陵被打开，从此补上了中国历代帝王陵墓考古的“一个缺环”，而金中都最初的历史和面貌也被此次考古折射得愈加生动。

植树挖出皇帝陵碑

1986年，龙门口村的一个农民刘江山在村东北挖树坑时，发现了一座石碑的碑头，上面雕有龙纹。要是在平时他就会用炸药崩掉，可是这时他想起在附近活动的一支考古队对他说的一番话：若发现带有人工雕饰的石料等，立即报告考古队，并给予奖励。于是他马上找到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队队长鲁琪，鲁队长立即带人前来此处挖掘。当他看到这座两米多高的石碑上刻有“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的字样时，欢喜若狂。

这是1988年5月27日《北京日报》头版报道《北京金陵发现记》中的一段描述。

睿宗，即金世宗的父亲完颜宗辅。他生前没有当过皇帝，金世宗夺取皇位后追谥其为皇帝，庙号睿宗，并将其迁葬至大房山金陵。

睿宗陵碑的发现，是第一次在考古中发现金代皇陵的确凿证据。

如今，这块陵碑的原件仍保留在房山区周口店镇九龙山(又名云峰山)下的金陵遗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原研究员黄秀纯指着石碑对记者说：“走近点仔细看，还能看到金粉的痕迹。”他告诉记者，这块陵碑的发现，“为考古人员确定金陵主陵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金陵，北京地区最早的皇陵，比鼎鼎大名的明十三陵还要早260多年。这座皇陵的兴建，在北京建都史上可谓是一件大事。

北宋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时，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还是处于辽统治之下的小部落。11世纪中叶，女真族逐渐强大，1112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不堪忍受契丹的压迫，率部抗辽。三年后即皇帝位，国号大金。

金的崛起，让北宋看到了夺回燕云十六州的希望。1120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联合消灭了辽国的主力部队。按照约定，本应由宋攻占当时还是辽南京的燕京城，然而，孱弱的宋军一再溃退，只能向金求助。1123年，势如破竹的金兵攻占燕京。对辽出兵不利的北宋自然丧失了话语主动权，仅拿回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燕京、蓟、景、檀等六州，并且，每年还得把燕京租赋的六分之一赠与金人。

自此，金朝国力大盛，北宋每况愈下。1123年金兵离开燕京时，把城里的富户全掳去了关外，留给北宋的只是一座空城。这座空城在北宋手里不过短短两年，就再次被金攻占。

归入金国版图的燕京，很快被“捧”了起来，成为一国都城。而迁陵是迁都的组成部分。

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代的第四位皇帝——史书上的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将金代的都城从白山黑水之地的上京，迁到了幽燕地区的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燕京自此成为北京建都史的起点——金中都。此后，北京作为国都，一直为元、明、清所沿袭，乃至今天，已有860多年的历史。

当年，女真贵族反对迁都的不在少数，为了防止旧势力反扑，完颜亮命人将上京的旧宫城、宫殿和贵族府邸一律平毁。即便如此，仍有一些王公大臣以会宁乃祖宗陵寝所在、不宜远离为借口，不愿离开。为了保证迁都成果，海陵王决定釜底抽薪，把祖宗的陵寝也迁到中都。他派出司天台官员在北京及周边地区选“万吉之地”，经过半年考察，最终选定了“大红山大红谷(亦作大房山大洪谷)”这片风水宝地。

这里“冈峦秀拔，林木森密”，原有一座云峰寺(又名龙衔寺)。完颜亮拆毁寺庙，在佛像之下凿穴为陵，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及他的父亲完颜宗干安葬在了云峰寺地基下。

古人多信奉神佛，完颜亮竟然毁寺造陵，原因何在?原中科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燕山区文物研究所王德恒认为，“完颜亮就是这么一个混不在乎的人，他只是出于政治需要，想要节省工期。”

完颜亮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他出生的1122年，正是大金王朝崛起、灭掉辽国与北宋两个强大王朝的前夕。大概是父祖的赫赫战功给童年的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完颜亮一生最大的志向便是“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王德恒告诉记者，完颜亮迁陵是迁都的组成部分，目的都是攻打南宋、统一全国。为此，完颜亮1155年年初下令在大房山修陵，建行宫，半年后就已迁陵完毕，行宫也建好了，进展可算神速。期间，他六次前往大房山视察，最长的一次在山里住了约半个月，鞭笞过因怠工而使工程进展缓慢的官员，也奖赏过有功的役夫，“可见他对迁陵这件事很看重、很着急。”

这是《金史》等史料中关于完颜亮营建金陵的记载。然而，800多年的风雨沧桑后，再去寻找“大红山大红谷”的确切位置谈何容易?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和历史学家都只能在史料中寻找蛛丝马迹。

“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龙门口村一直流传着各种关于皇陵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位于大房山支脉九龙山的脚下，归车厂村委会管辖，上文提到的发现睿宗陵碑的村民刘江山就是龙门口人。前些年，刘江山去世了，但他的亲哥哥刘守山还能向考古学家和媒体讲述这些故事。

村里祖祖辈辈都是守陵人，刘姓和冯姓是守陵人的后代。小时候，奶奶曾给他讲过“抢皇陵”的故事，祭祀皇陵的时候要用一对牛、一对羊、一对鸡、一对鸭、一对鹅和一对骆驼，祭祀之后，牛羊等大的祭品由守陵户分了，鸡鸭鹅之类的小祭品由大伙儿上去抢，这就叫做“抢皇陵”。

山里有座皋塔，两层高，传说下面压的是金兀术。之所以称皋塔，指的是牛皋，也就是《说岳》中“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的那位。1974年为了盖学校，就地取材把皋塔给拆了。山里还有两个碑亭，东边碑亭中的碑是康熙帝御笔，用汉文书写，西边碑亭的碑是满汉两种文字，1975年左右，村里平整土地，两个碑亭都让炮给崩了……

1977年9月，王德恒第一次听到了金兀术坟的传说。当时，他刚从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原国家建委的一个干校(后改党校)，报到地点就在房山。报到那天，他扛着行李搭公交车，突然听到旁边的人说这儿附近有个金兀术坟。“我是满族，又是学历史的，当时第一反应是，金兀术的坟不应该在黑龙江阿城吗?”王德恒回忆说，他本以为这只是民间传说，没想到，报到后又问了好多人，大家都言之凿凿：金兀术坟就在胜利厂北边的车厂村。

于是，王德恒趁着周末，骑上自行车就进山了。山路难走，第一次寻找无疾而终。第二次，他先乘公共汽车到胜利厂，然后徒步向前，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了，“走几步路一脚就能踢出一个石构件，走一段路又看到一些沟纹砖，那是辽金时期的。”

问了当地人，王德恒才知道，他已经从车厂村进入了龙门口村，“我心中一机灵，因为前些天刚去过十三陵，十三陵入口就有个龙门口村。”继续向前，呈现在眼前的居然是一片梯田，梯田上还能看到被砸碎的汉白玉石件，一块一块全垒成了梯田。

这是王德恒与金陵的第一次遇见。只是，当时的他还“不识庐山真面目”。

此后，他又去了龙门口多次，看到过宝顶遗址，看到过“皋塔”遗留的大青砖，还听说当地老百姓管九龙山上面的山顶叫皇陵尖。这里有没有金兀术的坟，金兀术坟到底在哪里，学界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但王德恒被吸引住了，因为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回吉林请教母校老师，老师激动不已：“你运气太好了，那里很可能就是金代皇陵。”于是，已调到原国家建委办公厅当秘书的王德恒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机关，去搞文物工作。恰好，北京市文物局举办文物普查训练班，王德恒报名参加，然后又主动申请调进了“北京石化办事处”，负责筹建文物管理所。1980年，办事处从石化总公司分离出来，正式成立燕山区，燕山区文物管理所也正式成立，他是唯一一个在编人员。

王德恒记得，文管所成立没多久，1981年北京市开展文物普查，金陵就被列为重点。时任北京市文研所所长的于杰先生以历史学家的见识特意嘱咐他：“你在燕山，就把金陵搞清楚。”这次普查之后，王德恒撰写了《金陵初探》一文。1983年的《北京晚报》曾报道此事：

金陵果真是片废墟吗?在金陵踏勘数年之久的北京燕山区文物管理所王德恒、王长福二人，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撰写的《金陵初探》，推断：金陵“很可能是一座规模巨大的金代文物宝库”。

王德恒在文中还明确提到了金陵的位置：“在北京西南郊大房山脚下，有曾在我国北方称雄的女真金朝皇帝的陵墓群……”

于杰也一直惦记着金陵，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中都金陵考》一文中详细考证了金陵的位置：“《金史》及《大金集礼》所记之‘坟山’……在房山县之西北方约5至6公里处。坟山(坟上村)之西北约3华里处有‘龙门口’……过龙门口向西北行约2华里，即为金陵所在地。”

龙门口西北、大房山脚下的梯田里，真的藏着规模巨大、随葬丰富的金代地宫吗?

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大房山脚下这片神秘的土地，时不时就有金代墓葬和零星文物被发现。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房山地区还属于河北省管辖，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郑绍宗等就曾在金陵范围内的坟山发现了一座穹隆顶砖室墓，里面的壁画相当精美。黄秀纯为此专门访问过郑绍宗，他告诉记者，发现时正是冬季，为了保护壁画，郑绍宗等将其回填，打算来年再仔细发掘。不料，第二年房山划归北京市，后来又被划为燕山区，大搞建设工程，此项工作最终不了了之，“那座砖室墓的主人是谁，不得而知”。

1971年初，燕山石化区胜利化工厂配电站工地发现6具石椁。于杰和年轻的黄秀纯前去清理，可惜，抵达时原始现场已不复存在，仅留下一件鎏金银质面具。

1972年12月，长沟峪煤矿在金陵主陵区西南的断头峪基建施工时，发现了一组石椁墓，由5具石椁组成，其中4具石椁已经空了，唯有主墓椁室内遗有一具柏木红漆残棺。黄秀纯又被派到现场，从棺内清理出11件精致的雕花玉佩、花鸟饰件。

1978年，就在后来考古人员认定的金陵主陵区，村民们“农业学大寨”整改梯田时，推土机推出了一件绘着“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案的三彩瓷枕。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出土三彩瓷枕的地方，距离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仅有80米左右。遗憾的是，当年三彩瓷枕与其他文物一样，并不能为确定金陵位置提供直接证据，况且，我国的考古发掘必须是配合基建，或抢救性发掘，帝王陵寝尤其不能主动发掘。

就这样，金陵在考古和历史学家的寻寻觅觅中，继续沉睡。

270块巨石下的秘密

1986年初春，大房山脚下终于迎来了一支正式的考古调查队伍。

考古队由时任北京市文研所所长齐心负责，队长是文研所第二研究室主任鲁琪，一行人由王德恒带路，开始了一次全新的考古调查。王德恒介绍说，这次调查使用了“新的科技手段”，即地质物探的方式，既省时省力，又不会伤到文物，正因如此，项目才得以顺利在国家文物局立项。

调查历时三年，最大的惊喜莫过于“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石碑的发现。考古队在当年的《金陵考古调查收获》中写道：睿宗陵碑的发现是金景陵所在的重要标志，对金陵的定位和定性起了决定性作用，是重大的考古新发现。换句话说，此时基本可以确定，九龙山下就是金陵的主陵区所在。

调查还清理出了一段汉白玉神道遗址，神道的栏板内侧浮雕双龙戏牡丹，外侧浮雕牡丹，就连台阶条石上都满刻着卷草纹，做工非常精巧。更为重要的是，把发现睿宗陵碑的位置与神道栏板连成一条直线，方向正对九龙山山巅，那么，睿宗的景陵会不会就位于这条直线上?

物探结果的确显示有一处异常，并且位置就在陵区中轴线上。然而，当考古队试掘后，一下子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块又一块重约1吨的巨石，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坑里。

考古人员见多识广，可从未见过哪个陵墓里压着大石块。若要继续挖下去，就不属于调查，而是挖掘，得重新报批，再者，搬运大石块耗费的人力物力也难以估量。“稍微有点含糊，也算是一次失误，我们暂时把石坑定名为‘祭祀坑’。”王德恒说。为了保护文物，调查结束后，考古队将挖开的“祭祀坑”回填了。

十多年后的2000年，当“祭祀坑”逐渐被岁月淡忘在漫山遍野的核桃树、柿子树、桃树、杏树林里时，黄秀纯接到了重新调查金陵的任务：“新上任的所长宋大川同志找我谈话，准备成立金陵课题组，再次调查金陵。”当时，北京文研所还有好几个发掘队邀请他参加，如三峡考古队、圆明园考古队、北京东胡林人考古队等，黄秀纯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前辈徐苹芳先生指点迷津。徐苹芳说：“以前虽然搞过金陵调查，但不彻底，没能解决问题，你要有思想准备，金陵地处深山老林之中，方圆60平方公里，山多路少，很困难，搞全了不容易，搞好了就是对研究金陵的一大贡献。”

黄秀纯决定听从徐苹芳的意见，担任了金陵考古队队长。第二年春天，金陵考古队住进了龙门口村。当时，这个小小的自然村电视信号模糊，手机信号不通，村子里没有自来水，老百姓生活用水全靠山上流下来的泉水。考古队租的瓦房在村里已算条件很好，厕所还是最原始的旱厕。后来，还是考古队自己改造了厕所，给村子附近废弃的水井安装了水泵，条件才好了一些。

有意思的是，这次调查除了按照常规，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山梁沟谷做调查、勘探，考古队还顺着古人的视角做了一番勘察。原来，负责此次调查的宋大川所长对古代堪舆学颇有研究。所谓“堪舆学”，即俗称的“风水”。他们登上大房山，果然看到了古人眼中的“万吉之地”：九龙山分九脉而下，形成开阔的缓坡台地，金陵主陵区就坐落于九龙山台地之上，坐北朝南。九龙山略低于北侧的大房山主峰连山顶，符合“玄武垂直”之说;九龙山之东为绵延迤逦的山冈，之西为几个凸起的山包，是明显的皇陵“护砂”;九龙山西北侧山谷中有泉水涌出，向东南流淌，千年不断，是明显的皇陵“水砂”;而九龙山对面的石壁山，是金陵的“影壁山”。

金陵总面积达60平方公里，综合权衡之下，考古队最终决定把工作核心放在九龙山下的金陵主陵区。经过一年努力，总算基本摸清了主陵区的平面布局，包括石桥、神道、台址、大殿基址以及围绕主陵区的两条排水沟等。

然而，当他们再次考察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祭祀坑”时，发现这里居然变成了农民的蓄水池。黄秀纯告诉记者：“由于长年被雨水浸灌，在石壁上遗有明显的水碱。清理前，坑口东、西、南三面种了十余棵果树，坑口裂缝长满树根，随时有坍塌下坠的可能。”

紧急报请国家文物局后，考古队对“祭祀坑”进行了清理。清理的首要工作是搬开表层这些奇怪的巨石。上吨重的石块不是几个民工能挪动的，为加快进度，考古队请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协助，20多个壮劳力操作起重设备，经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

好不容易把巨石搬完，露出了夯土层。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出现了，夯土下面竟然还有一层巨石，巨石下面又是30厘米厚的夯土……10月中旬，坑内巨石终于被基本吊走，考古人员一数，居然一共有4层270块巨石。

巨石和夯土下方，赫然出现了四具石椁。

如今的金陵遗址内，四具石椁仍然按照发现时的位置原地陈列。黄秀纯在遗址现场向记者回忆当年的情景，最小的两具石椁由青石板拼成，没有雕刻花纹，称为“素椁”。“我们发掘时最大的那具石椁已经粉碎了，就剩前脸儿还立着，它旁边不到50厘米，那具略小的石椁保存完好，外面还敷着厚厚的松香，松香揭开后，石椁外壁上满是金粉，非常漂亮!”他指着两具大石椁告诉记者，它们其实是复制品，原件修复后珍藏在首都博物馆。

两具大石椁的主人身份确实非同一般。黄秀纯看到的金粉，是石椁上雕刻花纹后描上去的。随着松香慢慢揭开，整块汉白玉雕凿而成的两具大石椁逐渐露出真容，石椁上分别雕刻龙纹和凤纹，图案细腻精美，还描着金线，显得富丽堂皇，一看就是帝后才能使用的龙椁和凤椁。

“祭祀坑”竟是一座货真价实的皇陵。

惊喜之后，新的疑问接踵而至。它的主人是金朝哪一位皇帝?既然是皇帝陵，为何独独龙椁破损严重，凤椁和妃子的素椁却保存完好?又为何要在棺椁之上填压如此之多的巨石?

“简陋”的阿骨打陵

这座带给考古人员巨大惊喜的陵墓，始终没有出土类似睿宗陵碑那样的关键文物，主人的身份还要回到史书中探寻。

据史书记载，金陵安葬了金朝的17位皇帝，包括大金国立国前的始祖以下十帝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以下七帝。而新发现的这座陵墓位置显要，恰好位于整个金陵遗址的中轴线顶端，也就是九龙山正中“龙脉”下。“《金虏图经·山陵》记载过，金陵各皇帝陵寝的分布遵循昭穆制度，那么，这个位置只可能用来安葬金代最显赫最重要的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这里应该是阿骨打的睿陵。”黄秀纯向记者解释，所谓“昭穆”，就是皇家陵寝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这种制度是为了区分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和远近。

而且，据上世纪80年代调查金陵的记录以及当地村民口述，“祭祀坑”上面原有大殿基址，地面有柱础和压栏石。“阿骨打陵是完颜亮毁了云峰寺，利用寺基建造的，这里的大殿基址不正好就是云峰寺留下的吗?”黄秀纯分析说。

跟大多数被盗墓贼光顾的陵墓不同，金陵被毁的罪魁祸首是官方政府。明代天启年间，女真后裔满族人在东北崛起，屡次大败明军。屡战不胜的天启皇帝听信术士之言，把火气撒到了金陵头上，他认为满人之所以崛起，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女真人的皇陵在北京，“王气太盛”，只有破坏金陵的龙脉，才能阻断女真人的强盛势头。因此，明政府于天启元年(1621年)罢金陵祭祀，二年(1622年)拆毁金陵，三年(1623年)派人建关帝庙，以压制女真人。

黄秀纯向记者叹息：“明政府的行为给金陵带来了灭顶之灾，阿骨打是金代显赫的一代君王，死后着实受罪了!明政府派出大批人马，捣毁了陵区内所有建筑，把阿骨打地宫中的龙椁砸成碎片，然后放火焚烧，还派人毁了九龙山主龙脉的‘龙头’，又在‘龙喉’部位凿了洞，填满鹅卵石。”直到今天，站在九龙山下，还能看到山体明显毁坏的遗迹，当地还流传着“砍龙头，刺龙喉”的说法。黄秀纯带队发掘期间还发现，陵区内凡是带有龙纹及雕龙的刻石，龙头几乎全部被捣毁了。

然而，术士之法终究挽救不了岌岌可危的明王朝，明朝还是没有逃脱灭亡的结局。清入关后，面对一地狼藉的金陵，多次修葺，还修建了宝顶、享殿等地面建筑。黄秀纯据此分析：“估计修缮太祖陵时，将其散落在墓底的石椁碎片收集归拢，堆积在了石椁底部，然后填土夯实，再用200多块巨石回填地宫。”

他认为，巨石的作用在于防盗。实际上，巨石防盗的效果确实不错，“我们发掘时在阿骨打睿陵东北角发现了一个盗洞，但盗洞最终被巨石挡住，盗墓没能成功，陵内的龙椁、凤椁也都没有被盗痕迹。”

除了这个盗洞，民国年间，外号“小老虎”的军阀刘镇山也试图盗过金陵。说来也巧，“小老虎”最终没得逞，还是得益于清代对金陵的修葺。“清朝数位皇帝都修过金陵，但他们似乎不太确定每个帝陵的具体方位，所以清代修的大宝顶、小宝顶没有在金太祖睿陵和金世宗兴陵正上方，而是有一段距离。”黄秀纯说，“小老虎”盗墓是顺着大宝顶挖的，当然什么也没挖到。不过，龙门口村村民刘守山却说，清人知道太祖陵和世宗陵的具体位置，他们在帝陵附近修建大小宝顶，就是为了迷惑盗墓贼。

究竟是阴差阳错，还是未雨绸缪，我们不得而知。总之，睿陵没有被盗，或者更准确地说，至少在天启年间后没有盗墓贼得逞过。那么按照常理推测，堂堂开国皇帝的陵内必定埋藏着价值不菲的随葬品。

果然，考古人员在凤椁内发现了一件金丝凤冠，以及散落的雕凤鸟纹玉饰件和10枚金丝花饰。仔细研究后发现，金丝凤冠其实是皇后冠饰中起支撑定型作用的骨架部分，准确地说，应该叫金丝帽撑子，而旁边的饰件应是皇后凤冠上脱落的装饰品。可以想象，最初的凤冠该是何等华丽精美。

然而金丝凤冠带来的激动过后，凤椁里就再也没有什么金银玉器，仅剩下散乱的尸骨。龙椁更令人惊诧，没有任何随葬品，就连尸骨都只剩下残缺的头骨。不仅是随葬品，睿陵的形制也让考古人员有些意外。一般来说，中原皇陵的地宫比较复杂，建有墓道、墓门、前厅、后室等，而睿陵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石坑。对此，北京考古学会会长齐心直言：“在帝王陵寝当中看起来是比较简陋的。”

如果说龙椁内的随葬品或许可能在天启年间被捣毁时丢失了，那么为何密封完好、完全没有被盗痕迹的凤椁内随葬品也这么少?齐心分析：“可能是金朝当时刚刚到北京，实在很忙，时间也有限，来不及，另外经济上刚刚开始起步，还要去打仗，虽然有南宋给钱，但这些钱更重要的是用在打仗上。”王德恒则提出，女真人最初本就没有厚葬的习俗，在黑龙江阿城时，阿骨打最初只被安葬在胡国林东，也就是一片林子里，连讲究风水的山陵都没有。

其实，早在睿陵正式被发掘前十几年，历史学家于杰就根据文献推测过睿陵的形制。他在《中都金陵考》一文中写道：“最初于贞元三年所建的太祖、太宗、德宗(陵)，因建陵仓促，以当时施工水平计，即使完颜亮奴役人民过分残苛酷烈，其规制亦不能十分庞大、豪华。”

金陵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与完颜阿骨打的睿陵相比，金世宗的兴陵就豪华得多了。

金世宗完颜雍是金代第五代皇帝。他从海陵王完颜亮手里夺了皇位，完颜亮的皇位则取自金熙宗完颜亶。说起来，完颜亶、完颜亮、完颜雍都是阿骨打的孙子，仨人本是同宗堂兄弟，却为了皇位恩怨不断。

1149年，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刺死了完颜亶，12年后的1161年，他也在南下征宋途中被哗变的乱兵射死。而完颜亮的手下之所以倒戈，原因之一便是后院着火——完颜雍趁其率兵南下，在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称帝。

完颜雍与完颜亮的个人恩怨更是比电视剧还传奇。《金史·昭德皇后传》记载，完颜雍的妻子乌林答氏聪明漂亮、贤惠能干，夫妻感情非常好。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她经常为完颜雍出谋划策。王德恒向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完颜雍的父亲伐宋时得到一条御制白玉带，完颜雍将它视为传家之宝，但乌林答氏建议他应当献给当时的皇帝金熙宗完颜亶，熙宗果然很高兴，将白玉带送给了皇后。因此，熙宗晚年虽酗酒嗜杀，但是对完颜雍始终没有猜疑过。

完颜亮弑兄即位后，乌林答氏又劝完颜雍多向完颜亮进献珍宝以讨其欢心。但完颜亮还是没有完全放下戒心，当完颜雍到济南任职时，完颜亮不知是想扣留人质，还是艳羡乌林答氏的美貌，命令完颜雍将乌林答氏送到中都。乌林答氏本想誓死不从，可是如果死在济南，完颜雍肯定会落个抗旨不遵的罪名;如果前去中都，自己又名节难保。进退两难的乌林答氏最终决定毅然前往中都，走到离中都仅七十里的良乡驿站时，趁着押送的人防范稍微松懈，投湖自尽。

王德恒说：“完颜雍对乌林答氏感情深厚，妻子的自尽，更坚定了他要推倒完颜亮夺权称帝的决心。”后来，完颜雍果然取代完颜亮称帝。大定二年(1162年)，完颜雍将完颜亮“降封为海陵郡王，谥曰炀”，葬在金陵范围内的诸王兆域。在此之前，只有隋朝第二个皇帝、暴君杨广被谥为炀帝，完颜雍对完颜亮的憎恶由此可见一斑。完颜亮身后的厄运至此还没结束，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世宗又降其为海陵庶人，把他的尸骨从金陵掘出，改葬于金陵西南四十里。

苦心营造金陵的完颜亮，最终没有安葬在这片风水宝地，而今，他的坟墓，早已湮没在荒山野岭中，无迹可寻。登上帝位的完颜雍，则终身未再立皇后，并且，还为他的妻子昭德皇后乌林答氏特意营建了坤厚陵。这是金陵唯一的一座后妃陵。

坤厚陵并不在九龙山下的主陵区。黄秀纯认为，坤厚陵应该位于主陵区西南凤凰山最南端的断头峪，也就是1972年长沟峪煤矿施工时发现的那组石椁墓。他向记者解释，当时共发现了5具石椁，其中位于中心的主椁内出土的玉器多为妇女所用饰品，主人应该是女性。椁内的木棺髹红漆、外饰錾银龙装饰，除后妃外，即便是贵族妇女也不能以龙作为棺表的装饰，可见这是一座后妃陵，而坤厚陵是大房山金陵内唯一一座后妃陵。另外，查史料可知，坤厚陵共葬有金世宗昭德皇后以下六位后妃，世宗去世后，乌林答氏又从坤厚陵迁出，与世宗合葬，那么，坤厚陵应该剩下五位后妃，这也与5具石椁的数量相符。

金世宗与乌林答氏合葬的兴陵，也被考古人员找到了。2001年，黄秀纯带队清理一座陪葬墓时，发现这座陪葬墓墓底偏北叠压着东西向的青白条石，继续向下清理，惊喜的一幕出现了：这竟然是一条石条构筑的台阶墓道，台阶上錾刻着菱形花纹图案。自南往北拾级而下，一座精美的仿木建筑结构的墓门出现了，墓门两侧雕饰汉白玉盘龙柱，残存的青白石门楼上雕刻着瓦垄、屋檐、椽和瓦当，垂脊前端还雕刻了昂首的龙头。这样精美的墓道和墓门，在睿陵等早期金代皇陵中完全没有。黄秀纯说：“这说明金代中期的帝陵已经受到了中原文化较深的影响。”

那么，考古人员怎么断定这就是金世宗的兴陵呢?原来，《金史》记载，世宗去世后，遵照其生前“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的遗嘱，继位的金章宗将其安葬在了九龙山太祖睿陵西南侧，号兴陵。现在发现的这座华丽地宫，就位于睿陵的西南约70米处。并且，“遗址内还能见到清代为金太祖和金世宗修葺的大宝顶、小宝顶，大宝顶前约15米是金太祖睿陵地宫，由此可推断，小宝顶附近的应为金世宗兴陵。”黄秀纯补充说。

从发掘的情况看，兴陵与睿陵一样，没有被盗的痕迹。墓门如此华丽，地宫里的随葬品更令人遐想。但是，考古人员却不能随心所欲，睿陵是抢救性发掘，兴陵却保存完好，既然已经确认了墓主为皇帝，那就只能回填，保持原状。

金陵与金中都

海陵王完颜亮与金世宗完颜雍在宫廷斗争中显然是死对头，但如果客观地回看历史就会发现，兄弟俩作为皇帝的很多改革方向是一致的，正如王德恒所说，“方向一致，风格不同，一个比较激进，一个比较温和。”

完颜亮执意迁都、迁陵，引起了金贵族大臣的不满和反对。金世宗初在辽阳即位时，群臣就建议他还都上京，只有少数大臣持不同意见，认为“宜因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世宗最终作出了与完颜亮同样的选择，奔赴中都。完颜亮在位时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制，发展教育，推行科举制，铸造了金国第一代铜币——正隆通宝。这些政策都被金世宗创新地继承和推行。

金世宗与完颜亮执政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南宋罢战修和，结束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自太祖立国以来，大金国连年征战，几乎没有一年安宁，世宗即位后，老百姓才过上了久违的太平日子。大金国自此步入盛世，而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金中都，也在和平中逐渐有了一国都城的气象。

完颜亮最初迁都时，将辽南京城的西、南、东三面城墙分别向外扩充数里，然后在城市中心模仿汴京皇宫修建宫殿区。有时，甚至干脆把汴京的东西拿为己用。南宋文人曾记录，汴京的北宋宫殿里凡是制作非常精巧的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思就是直接征调到燕京，装在新建的宫殿里。虽是模仿，但金中都的宫殿甚至比汴京还要华丽奢侈。1170年，南宋的一位使臣范成大出使金国，就在他的日记《揽辔录》中吐槽：“遥望前后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

完颜亮“复制”了一座汴京宫殿，金世宗则千里迢迢从宋徽宗建的艮岳园取来艮岳遗石，修建了一座园林——大宁宫，也就是今天北海公园的前身。令人唏嘘的是，艮岳建成不久，汴梁城破，一代名园即香消玉殒，而大宁宫竟然也在建成后第二年就毁于一场大火。

除了大宁宫，金世宗为金中都留下的最广为人知的建筑当属卢沟桥。金朝以前，人们要过卢沟河(今永定河)，只能借助临时性的木桥和浮桥。为了改善中都与京南的交通，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决定修建卢沟桥。不过，还没来得及动工，金世宗就病逝了。他的孙子金章宗继位后，花费三年，终于修成了横跨卢沟河的大石桥，名为“广利”。约100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亲身经行这座桥，盛赞桥梁之美，卢沟桥自此闻名国内外，直至今天。

与他的祖父相比，金章宗更喜欢建造园林行宫、亭台楼阁，以至于后人有“西山古迹，多金章宗所造”之说。王德恒说：“这一方面是因为金章宗在位时国家富实，政治安定，另一方面，金章宗本人对中原文化极其痴迷，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非常崇拜宋徽宗，他模仿宋徽宗瘦金体的书法都能以假乱真。”

金章宗继位后，重修了毁于大火的大宁宫，在西山修建了八处园林行宫，史称“西山八院”。“西山八院”大多已无遗迹可寻，但可以肯定，这几处园林行宫为明清两代修建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奠定了基础，现在的颐和园、香山、玉泉山等西山园林都是在此基础上建成的。金章宗修建的钓鱼台，其名字经元、明、清、民国一直保留到今日，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沿用的就是金代旧名。

修了行宫，自然要四处游山玩水，金章宗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北京郊区的秀丽山川。他甚至还像今天的旅行达人一样，游玩之余不忘留下点评——著名的“燕京八景”就是他提出的，也就是居庸叠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风、琼岛春阴、蓟门飞雨、西山积雪、卢沟晓月、金台夕照。

热爱修建园林的金章宗没有忘记祖先的陵寝。他在位期间，大修金陵，还为自己修建了豪华的道陵，元明两代这里都曾是文人墨客游览吟咏的地方。元代散曲家冯子振写过一首首《鹦鹉曲》咏叹燕南八景，其中有一句“道陵前夕照苍茫，叠翠望居庸去”，前半句说的就是大房山脚下最富丽堂皇的一座帝陵——金章宗的道陵。

1975年，考古人员发掘丰台区的大葆台西汉墓时，曾在两个墓室之间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金代砖井，井内还出土了一些金代遗物。查阅《析津志》发现，这里竟然也曾有一座金章宗为李妃修建的“避暑之台”。

然而，这座园林广布、雄伟壮观的金中都，大金国并没有享受太久。1213年，金章宗的哥哥完颜珣即位，成为金第八代皇帝金宣宗。此时，成吉思汗正在率领蒙古大军大举伐金，懦弱的金宣宗不顾百官、士庶的劝阻，决计把都城南迁至汴京。当初，海陵王完颜亮定都燕京没多久，就想迁都汴京，那时是为了进攻南宋，此时，金宣宗迁都却是为了逃跑，为了躲避蒙古军的进攻。可见金代国力已是天壤之别。

1214年，金宣宗命太子留守中都，自己则带着文书、珍宝并亲王宗族，慌忙南逃。第二年，中都陷落，蒙古兵一把火烧了月余还未灭，完颜亮“复制”的汴京宫殿毁于火光之中。

自1153年完颜亮迁都始，至1214年金宣宗再次迁都，金中都作为一国都城存在的时间仅有六十多年，但这短短的六十多年对于北京城市发展史而言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人曾称“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多且久莫如关中，今则燕京而已”，这一转变正是从金中都开始的。

半个多世纪后，当逐水草而居、没有都城概念的蒙古骑兵想要建造一座都城时，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最终作出了与海陵王完颜亮同样的选择。就在金中都旧城东北，一座举世无双、雄伟壮丽的大都，将要出现在世界面前。